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古代文学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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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家, 在旧体诗、散文、小说以及文学批评领域皆有显著成就。作为创造社早期的一员猛将, 后世研究者多强调他作为新文学“主情主义”的开创者[1]与传统文化断裂的一面, 从外来文化视角分析其小说的反传统性。其实郁达夫在古代文学方面亦有不容忽视的深厚修养, 特别是其旧体诗创作更是在新文学作家中独树一帜, 被时人认为堪称“诗史”[2]。但对郁达夫与古代文学的联系, 研究者多从他的旧体诗、散文创作方面进行论证, 而对小说着墨较少。事实上, 郁达夫的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学在内在精神上亦有着天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并不体现在具体的形式方面, 而是体现在其小说创作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精神资源的继承。具体来说, 体现在家国情怀、人道主义、隐逸情怀三个方面。


一、“作如此江山竟授人之叹”: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源于爱国主义情感, 是贯穿于士大夫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家国情怀表现为一种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南宋爱国诗人刘克庄提出:“忧时元是诗人职, 莫怪吟中感慨多。” (《有感》) 郁达夫从小便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 随着列强侵略不断加深, 民族危机不断加重, 他身上具有的传统文人的忧患精神也被激发出来。留学日本期间, 他在给兄长郁曼陀的信中, 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


国事日非, 每夜静灯青风凄月白时, 辄展中国地图, 作如此江山竟授人之叹[3]。


一个月后, 为了实践改革社会的主张, 郁达夫毅然由医学部转到了法学部政治学科。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郁达夫小说创作正是从这一方面继承和强化了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他的忧患精神在小说创作中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这种情感在小说集《沉沦》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在回忆创作《沉沦》的背景时, 郁达夫提到:


“我的抒情时代, 是在那荒淫惨酷, 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 与夫所感所思, 所经所历的一切, 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 没有一处不是忧伤, 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 毫无气力, 毫无勇毅, 哀哀切切, 悲鸣出来的, 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4]


《沉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留日学生, 作为弱国子民他感到备受歧视, 一方面希望祖国快点富强起来;另一方面, 又对祖国衰颓的现状感到无可奈何, 内心满是丧权辱国的悲伤, 他怨愤地自语:“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 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5]终于在一次次打击和刺激下, 他眼望西天, 向着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底下的故国发出了最后的呼叫:“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5]另一篇《南迁》, 表达了相似的主题。主人公何文同是留日青年, 看到日本的劳动者触景生情, 想起祖国人民还处在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 他感慨道, “军人和官僚的政治底下, 你的同胞所受的苦楚, 难道比日本的劳动者更轻么?”[6]《银灰色的死》写一位留学异国的青年, 在失去友情和爱情的孤寂中走向死亡的故事。在这三篇小说中, 郁达夫都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出对祖国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 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着, 渴望祖国能够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但祖国积贫太久, 积弱太深, 人民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这样的现实又让他感到绝望、愤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原本是对人的态度, 而郁达夫仿佛把祖国当作情人, 当做母亲, 来悲叹她的不幸, 怨愤她的沉沦, 这何尝不是对祖国饱含深情的热爱。


《沉沦》寄托着郁达夫的忧国之思, 但《沉沦》流露出的爱国之情, 带有一种青年的冲锋陷阵式的幼稚和冲动。小说中充斥着单纯的种族复仇思想:“他们都是日本人, 他们都是我的仇敌, 我总有一天来复仇, 我总要复他们的仇”[5]。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纤细脆弱的神经, 加重了郁达夫作为弱国子民的自卑感, 他这三篇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 总是处在被歧视的怀疑中, 内心极度痛苦而自我放纵, 一步步走向死亡。郁达夫通过个人遭遇曲折地表达忧国之思, 尚缺乏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 甚至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人生态度, 感性的抒情多于理性的探索, 但他真挚的爱国之情是不可否认的。


二是深刻批判社会的黑暗现实。忧患能启智, 经历了多年异域生活的郁达夫, 逐渐成熟起来, 他小说中的爱国主义也有了更加深沉的发展, 他开始探索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 在小说中沉痛地批判黑暗的军阀统治。《空虚》借于质夫之口, 一针见血地揭露反动统治者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的罪行:


“革命, 共和, 过去了, 制宪, 地方自治也被用旧了。现在只能用统一, 裁兵, 废督, 来欺骗国民, 借几个外债。你看将来必又有人出来用了无政府主义的名目来立名谋利呢。……我劝你们还不如老老实实的说‘要名!要利!预备做奴隶’的好呀!”[7]


《秋河》通过写吕都督的儿子和吕都督的小妾乱伦之事, 讽刺了军阀家庭生活的荒淫颓废。在这部小说中, 作者着重介绍了吕都督, 他是辛亥革命的投机者之一, 窃取革命果实, 实行封建割据的反动统治, 把利禄功名当作人生的第一要义, 强占民女, 飞扬跋扈, 荒淫无耻。而当时的中国, 就是被这样一批人统治着, “自家天天在K省接发电报, 劳心国事, 中国的一般国民, 对他也感激得很”[8]。在《微雪的早晨》中, 朱雅儒的青梅竹马陈慧英被小军阀强占, 郁达夫借朱雅儒之口痛斥封建军阀。如果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对国家渺茫前途的担忧, 那么对黑暗社会的批判, 则表明郁达夫开始深入思索国家的出路。他的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也由单纯的种族复仇, 上升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与元九书》) 。揭露社会的黑暗, 找出国家的病症所在, 是古代文学流传的爱国主义传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社会责任感、心系天下的传统文人, 没有不将笔触伸向广阔的现实社会中去的。特别是国运衰微时, 这样的文学作品更层出不穷。诞生于汉末乱世的《古诗十九首》、诞生于唐朝由盛转衰历史节点的《兵车行》、“三吏”“三别”, 乃至唐末“小李杜”的哀声, 都是对悲惨社会现实的无情批判。郁达夫以小说创作的实际延续了这一传统。


二、“在一个灾难重的民族中, 负荷着一个伤痕累累, 没有归宿的灵魂”: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的倾向

爱国与爱民是密不可分的, 爱民体现为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倡导人格平等和互相尊重, 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人道主义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儒家所强调的“仁”以及后来的“民胞物与”的思想, 道家的“强梁者不得其死”的自然观, 都对古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影响[9]。在中国古代文学中, 人道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喜怒哀乐的关怀, 特别是对遭遇苦难的人民的同情、体恤和拯救最深入人心。《离骚》中有“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汉乐府中有《孤儿行》《妇病行》, 杜甫写下“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 白居易有《卖炭翁》《观刈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无论哪个时代, 总有一些文人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用文字传承着人道主义精神, 他们笔下生成的具有深刻人民性的文学, 是古代文学中一条主脉, 是古代文学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 但达不出小老百姓的悲欢哀愁……两千年的文学史上, 所以能用一点生气, 所以能有一点人味, 全靠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10]。


郁达夫继承了传统文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劳工神圣”社会思潮的诱导下, 他的这种内在精神被激发出来, 使得他能够从知识分子的视角, 通过小说描绘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 表现他们的抗争, 歌颂他们的美好品质, 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春风沉醉的晚上》写“我”与烟厂女工陈二妹的故事。只有十七岁的陈二妹, 在烟厂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因为父亲过早去世, 自己无依无靠, 她不仅受到烟厂的剥削, 还要忍受工厂管理人的戏弄。郁达夫详细地描绘陈二妹的身世和遭遇, 写她的愤怒、她的眼泪, 并借“我”之口, 表达了对陈二妹的同情。他不仅关注陈二妹的苦难, 还通过“我”和陈二妹的交往, 赞扬了她善良的品质:陈二妹觉得“我”行为奇怪, 担心“我”上了坏人的当, 做一些盗窃的事, 劝解“我”改邪归正, 在得知真相后, 又为她误会“我”真诚地道歉。而“我”也因为陈二妹的关心, “觉得我的周围, 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11]。在与陈二妹的交往中, “我”产生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抛却了阶级偏见, 用行动关心着她, 尽管经济窘迫, 还是愿意和陈二妹分享营养品, 在困境中互帮互助, 和劳动者建立起质朴的友谊。


《薄冥》讲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他日夜辛劳拉车, 却苦于人力车厂老板的压榨。为了拥有一辆自己的人力车, 他省吃俭用, 愿望还未实现, 就在一次意外中丧命了。作者通过人力车夫的惨死, 控诉了黑暗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摧残, 正如句尾“我”心中所呐喊的那样:


“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 这可怜的拉车者, 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12]


小说还赞扬了人力车夫可贵的品质:他吃苦耐劳, 为了妻儿拼命拉车;他乐于助人, 因为和“我”住的近不收“我”的钱;他忠厚老实, “我”故意丢下手表想帮衬他, 他却诚实地归还给“我”。小说中“我”多次表现出对车夫的同情:看到像牛马一样在前面拉车奔走的车夫, “我”心里十分难受, 对他说自己不着急, 让他慢慢走;当“我”坐在车上默默地听着车夫诉说着生活的艰难的时候, “我”感同身受, 甚至想跳下车来, 同他抱头痛哭一场。在小说中, 郁达夫寄予了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 表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郁达夫的人道主义不仅仅停留在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身上, 他还冲破世俗的观念, 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知识分子与妓女的交往, 表现出对妓女的关注与同情。曾有读者指责《秋柳》是在鼓吹游荡的风气, 对于血气未定的青年, 很多危险。郁达夫对此辩白道:


“游荡文学, 在中国旧日的小说界里, 很具势力。不过新小说里, 描写这一烟花界的生活的却是很少。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 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 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烟花世界, 我们不应当描写呢?并且散放恶毒的东西, 在这世界上, 不独是妓女, 比妓女更坏的官僚武人, 都在那里横行阔步, 我们何以独对妓女, 要看他们不起呢?”[13]


如郁达夫所说, 在古代文学中, 的确有许多写烟花世界的作品, 塑造了众多耳熟能详的娼妓形象, 譬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李娃、杨娼。她们美丽聪慧, 拥有美好的品质, 虽然地位卑微, 但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 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们有的因不幸的遭遇被怜悯, 有的因高尚的品格被赞扬。古代文人对娼妓的态度被郁达夫继承过来, 但与古代作家不同的是, 古代文学中娼妓的设定多为才艺双全、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名妓, 或者说是高级娼妓, 而他笔下的妓女形象, 如海棠、碧桃、荷珠、翠云、银娣等等, 都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城市底层妓女。《秋柳》及其续篇《茫茫夜》中的海棠, 姿色平庸、不会谄媚, 因此无人问津, 过得十分清苦。《南行杂记》《街灯》《寒宵》《祈愿》中的银娣, 身世可怜, 年纪尚小便做了娼妓, 身不由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十分珍视和这些妓女的友谊, 在与她们的交往中, 没有丝毫轻薄欺辱之意, 在主人公心中, 贫苦的妓女也是底层民众, 是弱势群体, 值得同情, 值得尊重。郁达夫给予这些人极大的关注, 透过小说反映她们的不幸遭际, 为她们的身世感慨、悲哀, 体现了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郁达夫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之中, 往往带着“同时天涯沦落人”的自怜。如《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感叹陈二妹不幸的同时, 也感叹自己的处境:


“这女孩子真是可怜, 但我现在的境遇, 可是还赶她不, 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 我是想找一点工作, 终于找不到。”[11]


在《秋柳》中, 郁达夫写道:


“可怜那鲁钝的海棠, 也是同我一样, 貌又不美, 又不能媚人, 所以落得清苦得很, 唉, 依未成名君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14]


郁达夫将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受苦受难的底层群众联系在一起, 他们一样的苦命, 充满酸楚的意味。海外学成归来的郁达夫, 首先面临的是经济问题, 他不得不为生存四处辗转, 失业与贫困给予他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 小说中的“我”或者“于质夫”, 可以说是郁达夫自我形象的写照, 更是当时社会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缩影, 即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他们往往拥有一定才学和见识, 但是生不逢时, 被黑暗的社会无情碾压, 无法掌握自身命运, 找不到出路。郁达夫通过《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冥》《秋柳》等一系列小说, 抒发了现实给他带来的压抑孤寂, 强调了这些潦倒穷困的知识分子挣扎的痛苦和内心的彷徨。


对“五四”时期徘徊无路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贯穿于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始终。郁达夫将以自己为代表的这类人称为“生则于事无补, 死亦于人无损”[15]的零余者, 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痛苦矛盾烙印在这些主人公身上, 塑造出历史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破碎人格和痛苦心灵。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气质, 就是孤独、自省、自卑, 愤事嫉俗, 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16], 并跟随作家的颠沛流离, 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忏悔独白》中, 郁达夫把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分为日本留学、回国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 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面对的是不同的困境。留学日本期间, 他创作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胃病》四篇小说的主人公, 都是身处特殊环境中的留学生, 在性的苦闷和伤时忧国的情绪中挣扎, 无法融入正常社会。回国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 郁达夫困于生计, 满腔报国理想与爱国热忱得不到施展, 可以想见其内心的焦躁与悲观。这一时期创作的《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秋柳》等小说, 主人公均名为于质夫。这是一个留学期间饱受民族主义欺压、回国后又陷入迷茫的小知识分子形象。满腔的报国热情由于国内形势的恶劣而无处寄托, 于质夫陷入了空虚和迷茫。大革命失败后, 包括郁达夫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弥漫着颓唐、迷茫的情绪,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政治的苦闷困扰着郁达夫, 在这一时期作品中出现了两种零余者的形象:一是失败的革命者, 如《蜃楼》中的陈逸群被动参与革命又主动退出革命, 《出奔》中的钱时英因意志薄弱而误入歧途;二是隐居山野的避世者, 如《东梓关》《迟桂花》中的主人公, 因为抑郁不得志, 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之后隐居山野。这一阶段的零余者形象, 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 都无所适从。十字街头和象牙塔尖都无法安放他们的灵魂, 他们成为了被时代抛弃的一群人。总的来说, 郁达夫通过刻画小说中的零余者群像, 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一部分青年被社会放逐、被生活折磨、被卑微懦弱的性格拖累的悲剧。他写的是“一个受伤的心灵, ……一个时代的‘受伤的孩子’, 他在一个灾难重的民族中, 负荷着一个伤痕累累, 没有归宿的灵魂”[16]。对零余者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彰显着郁达夫人道主义的情怀。


三、“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隐逸情怀

隐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中的许由、巢父可以算作是隐者的鼻祖, 诸如老子、孟子、庄子、陶潜等有历史记载的隐者数不胜数。在道家“隐退”观念和魏晋以来的佛教“避世”“遁世”理念的影响下, 隐逸行为从被动的、个体的行为选择, 渐渐成为一种主动的、群体的美学风尚[17]。


隐逸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情结, 在其产生之初便渗透进文学领域, 最终发展成为古代文学中的传统母题。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齐有《采薇歌》:“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诗经》中收录了《考椠》《衡门》《鹤鸣》等招隐、归隐诗。嵇康、阮籍等正始诗人开启了隐逸诗的自觉创作时期。陶渊明被钟嵘的《诗品》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他的《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成为隐逸文学的代表作。文学中隐逸母题在不同时代的时代风潮与文学主流塑造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隐逸文学从先秦两汉起步, 到魏晋南北朝时发展成熟, 再到隋唐时期全面繁荣, 在宋元经历低落并有所转变, 但始终都没有中断。伴随着新文学的到来, 古代文学中所蕴含的隐逸传统, 以新的面貌得以延续。


郁达夫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归隐之意。在日留学期间, 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 令他感到悲愤和绝望, 甚至产生厌世情绪, 渴望归隐。1916年, 他在致兄嫂的信中写道:


“弟每欲学鲁滨孙之独居荒岛, 不与人世往来, 因弟已看破世界, 尽为恶魔变相。”[18]


对自然山水的眷恋往往生发于抑郁之情无法排遣之时, 在《沉沦》中郁达夫借主人公之口道出对尘世的厌恶、对自然的钟情: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 轻笑你, 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 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 这晚夏的微风, 这初秋的清气, 还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慈母, 还是你的情人, 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 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 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吧。”[5]


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 目睹现实的黑暗, 他痛心地说:


“我看看这种情形, 听了些中国文坛上特有的奇闻逸事, 觉得当上车时那样痛恨的北京城, 比卑污险恶的上海, 还要好些。于是我的不如归去的还乡高卧的心思, 又渐渐的抬起头来了。”[19]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白色恐怖严重, 在当局的高压下, 郁达夫的归隐气息变得更加浓厚。隐逸遁世思想、对田居野处的向往是郁达夫后期思想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其中贯穿着传统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 并潜存着在此哲学基础上形成的古代文人傲啸山林的倾向。他遍游江浙一带, 写下了大量游记和山水诗篇。1933年他移家杭州, 在西子湖畔筑风雨茅庐, 过上了“吃点精致的菜, 喝点芳醇的酒, 睡睡午觉, 看看闲书”[20]的生活。同样, 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流露出归隐山居野处之意, 《东梓关》《迟桂花》《飘儿和尚》便是他当时心境的印证。《东梓关》中, 主人公文朴陶醉在乡居生活中:


“更况且这时候包围在他坐的那只小轮船的左右前后的, 尽是些蓝碧的天, 澄明的水, 和两岸的青山红树, 江心的暖日和风, 放眼向四周一望, 他觉得自己譬如是一只在山野里飞游惯了的鸟, 又从狭窄的笼里飞出, 飞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来了”[21]。


与陶渊明“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 有异曲同工之妙, 曲折地表达了郁达夫消极遁世的隐逸倾向, 《飘儿和尚》塑造了一位历尽沧桑后躲避尘世遁迹山林的隐者形象。《迟桂花》中,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山中清丽婉约的自然风光, 并赞美了翁莲天真健全的人格。美好的景色和淳朴的人性使主人公的心灵得到净化, 回归自然。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 在作者的笔下, 人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统一。在《迟桂花》中, 归隐不只是逃离世俗, 更指向回归生命本质的高度。


家国情怀与隐逸情怀作为内在精神, 共同存在于郁达夫的小说中。在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前期和中期, 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表现得较为突出, 但不能否认这些小说中也存在厌世归隐的情绪。譬如《沉沦》, 主人公在异国的遭遇激发他的爱国之心, 同时他也倍感屈辱, 产生厌世的情绪, 渴望逃离人世。隐逸思想集中体现在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后期, 当局的高压和右翼文坛的排挤, 让他心灰意冷, 倦于现实斗争, 追求内心的安宁。但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他又振作起来, 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郁达夫身处黑暗透顶的社会, 一生经历过颇多挫折与磨难, 他的性格又纤细卑弱。郭沫若说郁达夫“神经太纤细了”[22], 在卑己自牧中往往夹杂着过分的自贱自卑, 稍有不适, 一遇挫折, 即“思归隐退却”, “想出家遗世, 去做一个完全无系累无责任的流人”[23]。时代、人生经历和性格三重因素, 使郁达夫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显得比常人更复杂, 他的作品, 激愤与哀怨并存, 爱国与隐逸共生。这正是郁达夫人格的矛盾性与丰富性所在。


家国情怀、人道主义倾向和隐逸情结, 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母题,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内在精神所在。郁达夫饱读唐诗宋词, 深谙古代文化, 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古代文学的内在精神;古代文学在艺术上的特色也成为郁达夫内心深处的一种审美追求, 并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