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方式研究——以《红楼梦》的域外传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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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过后,全球化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各国人民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麦克卢汉在解释“地球村”的概念中提出,人们会冲破有形距离的阻隔,瞬间了解到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信息。对于全球化1的研究一开始是对经济、政治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研究范围慢慢地扩大到了文化领域。面对“世界的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中提出,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再是资源的、经济的冲突,而会是文化的冲突。这其中还可能会出现“同心圆”的状况,即拥有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会逐渐融合,这充分体现出了文化在未来的重要价值。有鉴于此,我们国家提倡国人要有文化自信,要充分利用各大媒体的不同优势,对中国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传播。


一、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基础———语言和文字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伫立于世界东方数千年,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其形式要更加复杂。


(一) 汉字的发展演变

例如中华汉字的传播。考古数据显示,距今约七千年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浙江良渚人、西安半坡人以及甘肃半山马厂等地方已发明创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记述文字。传说中伏羲出生地大地湾文化遗址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刻画符号,进而造书契时代的结绳之政。稍微晚一些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等出土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画符号。刻画符号中有代表数字的符号,也有结绳记事、契刻、摆石或竹片等许多种类。以此为开端,又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再到今天的繁体字和简体字,汉字的演变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汉字本身具有其传播价值,同时也是其他一系列文化体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从只有社会精英能够掌握到现在的全民普及,汉字对于文化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知识、信息、技术、艺术等的传播都要依赖于汉字,同时汉字也被赋予了灵魂,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二) 中国语言的发展演变

在1955年普及普通话之前,我国各地居民都用自己的方言进行交流,在不得已必须同其他地方的人交流时只能用文字代替语言,弥补了语音的缺陷。我们在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演变过程中,得益于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让更多的国人接触到知识,了解到文化。


二、《红楼梦》的对外传播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清朝时期流行一句话:“开卷不提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对于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笔者试以《红楼梦》为例,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


(一) 给周边国家的影响之深与借鉴之广

古代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的文化传播,主要就是通过文字和语言,包括各国来访使者的主动学习和远赴他国国人的传播。这些传播成果从日文中的汉字元素可见一斑。


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其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之间的称谓对翻译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还有故事内容以及典雅的古典审美和曲折的旨意表达,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都是一个巨大挑战。《红楼梦》的对外传播最初是传向日本,其研究最为深入。开始是以片段的形式被异国读者所熟知,这些碎片化的认知对原作所展示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歪曲。同时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带有个人倾向性的加工,使文学作品的主体思想也发生改变。世界文学视域下的《红楼梦》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经典,更是不同语言不同年代的译本建构起来的关于文化的高塔。从这个方面来看,译作也不可单单看作原著的派生物,而应是异域对《红楼梦》生命的延续。全译本的出现让世人开始全面了解《红楼梦》,也由此更加重视《红楼梦》的价值。尤其是在朝鲜,其全译本数量占世界之首。《红楼梦》在传入蒙古后,很多人逐渐开始模仿红楼梦写一些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影响了蒙古族的文化结构,改写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史。


(二) 对欧美地区的传播受到政治文化的阻隔

由于地理因素,《红楼梦》在欧美地区的传播要晚于日本、朝鲜等国家。


英国教士马礼逊在1814年把《红楼梦》中单个字、词、句译为英文编入《华英字典》传入了英国。马礼逊在中国古代文学《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在翻译策略上主张“逐字翻译”,这一主张也影响了多部《红楼梦》的早期英译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两种《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中,一本是由英国人约翰·明福德与戴维·霍克斯共同翻译的一百二十回共五卷全译本《石头记》,其在1937———1986年期间陆续出版。另一本则是1978年由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二人翻译并出版的英文全译本。但是在当时,这部由中国翻译作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全译本销量却远不及戴维·霍克斯二人的全译本。这两个版本的翻译模式,也是目前存在两类基本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模式,即国外汉学家的个人译介模式与原语国家译者的译介模式。前者属于接受方的主动译入,后者属于发出方的主动译出。有研究称源语文化的翻译具有较强的政治宣传性,会让一部分读者不喜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对于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译本逐渐改观,其对原著中字词的巧妙翻译以及对思想情感的准确表达,使其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


法国被称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早期对《红楼梦》解读受到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以及书中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影响,未能深入研究。在原语翻译家以及本国翻译家的多年努力下,《红楼梦》被以外语的方式,在语言和内容上呈现了近似原著的神韵,以至于曹雪芹在法国可与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相媲美。


《红楼梦》在俄国、德国等国家也有传播,只是传播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原因还是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西班牙语版《红楼梦》的译者赵振江在谈到《红楼梦》诗文的翻译时说,“你只有自己根据它那个意思,根据诗人当时那个心情,你写一首诗,这首诗既是原诗又不是原诗,可以看作翻译家的再创作。”这是《红楼梦》跨语种传播中的关键,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古代文学对外传播的路径探索

通过了解《红楼梦》的域外传播历史和现状,笔者尝试对媒介在中国古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一) 翻译更准确并传播普世价值观

翻译者在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异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学习都离不开翻译,无碍流畅的沟通是深层次合作的基础,因而翻译不只是沟通信息,同时也包含着传播经验和智慧的作用。翻译者总是默默无闻,在观读译文时,读者通常只关心原作者是谁,而忽略了如果没有译者我们将看不到这些美好的事物。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内容要让接收者看懂,开始时不免会有矛盾、有冲突还有一些意向的偏离者,这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词汇提取能力提出了挑战。郭建斌的《独乡电视》 (1) ,描述了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地方,他们与世隔绝,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地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相对应的文字,村民也不会写汉字,信息的传递还留在口语传播阶段。他们几十年前还在使用结绳记事的方式记录消息和事件,用刻木传信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和情感。改革开放以后,电视从天而降,他们才慢慢开始接受外界的事物。独龙村也发生了变化,对于电视中出现的一些话语他们是不懂的,电视中的内容也只是在对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点去进行评论。文中提到独龙村的一位老者对于水泥的解释,他指了指地上的水泥,说了“隆” (石头) 、“葡色” (面粉) 两个词,就很好地解释了水泥的含义 (石头磨成粉状就是水泥) 。在国际翻译中,翻译者也利用拆分的方法 (2) 对一些词语进行解释。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那么在以后的发展中,是应该坚持自己本土文化完全排斥外来文化,还是两者结合起来求同存异从而更好的发展,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翻译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词汇是在译语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的解释词的,就必须应用音译的方式再借用英文字母 (卡拉OK) 来进行翻译或者需要写注解来促进理解。前面所说的还只停留在词汇的翻译,在真正翻译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整个句子的连贯程度以及上下文的语境 (附加义、引申义)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如果想要进行跨文化传播,在传播时必须顺应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例如一个方便面的品牌是“白象”,如果照字面翻译,在西方国家就代表大而无用的东西,自然在西方国家的销量就会大大减少。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是主动的积极的去理解,而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注射式的接受。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文本的翻译也存在着偏差,从霍尔的符号学的角度来讲,翻译的过程依旧是二度编码的过程,所反映的是人类符号所存在的精神实质;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翻译中除了原作的基本内容还带有译者自身对原作的解读并二次生成的过程,它所反映的是译者头脑中关于解码编码译码等一系列的运作机制,这个方面由于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无法用定量分析来得出准确的答案,因而不同译者对于同一篇原作所做的译文是不同的,就像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译作、通过各媒介的传播来认识世界,那么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就会是译者或者是传播者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有一定的差距。


(二) 新环境下创新传播运作模式

古代文学代表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它可以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习主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只有我们有文化自信,才能把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带给全世界,那么如何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约翰·汤姆林森曾表示文化需要创新,社会是动态的,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不同文化基础的群众,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解域化的传播模式,了解大众自身的地方性文化,从而传播一种普世价值。利用各大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选择合适的方式有效利用自己的优点来制定相应的方案。例如,一些读书类的节目、知识竞赛,以及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特征的微博、微信、小视频等,让大众有兴趣参与其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约翰·费斯克 (1) 提出,大众在面对各种媒介时是主动的、积极的。媒介运营商只有吸引了大众的兴趣,才能让大众其中得到快感和意义。面对不断发展壮大的人工智能,人类的优势或者说特质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在好奇心、创造力和文化认同感方面。而有效发挥这些特质的前提,就是要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水平,其中媒介传播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也就是说,媒介传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人的创造力和好奇心。